生涯周刊社的成长

时间:2010-12-5 17:23:32  作者:admin   来源:未知  评论:0
正文:生活周刊社的成长

原题目:生活周刊社的成长

自1939年10月起,韬奋在生活书店的内部刊物《店务通讯》上发表了22篇回忆生活书店创办、发展艰苦过程的文章,文章平实细腻,情真意切,喜闻乐见。后来他将这22篇回想文章汇编成《生活史话》,作为附录,伴随专着《事业管理与职业涵养》于1940年11月由生活书店出版。


邹韬奋旧居的书桌

1

毕生活书店的前身

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。《生活》周刊是民国十四年十月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办的。当时职教社的主任是黄任之先生,副主任是杨卫玉先生,我以半地利间在该社担任编辑股主任,主持该社出版的《教育与职业》月刊,译着职业教育丛书,及编着英文年刊。大家鉴于《教育与职业》月刊要每一个月才刊行一次,而且是偏于研究职业教育实践的比较学术性的刊物,于是想再出版一种周刊,每星期就可以刊行一次,专门用来宣扬职业教育及职业指点的新闻和扼要的舆论。

我记得在一天由黄先生做主席的社务会议上(即是我们当初的业务会议或店务会议,每礼拜开一次),大家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,成果决议办。接着大家即在会议席上想一个好的报名,你提一个,他提一个,经由相称的探讨后,终于采取了杨卫玉先生所提出的“生活”两个字。编缉呢?本来应当由编纂股主任担任,但因为我太忙,所以公推新由美国学成回国的王志莘先生担负,每月送他薪水四十只大洋,其余的文章由职教社同人帮忙,发行的事件由当时还在职教社做养成工的徐伯昕先生兼任。

“生活”两个字是由黄先生一蹴而就的,也就是现在数十万读者所面熟的写得强劲的典范的“生活”两个字。最有趣的是后来办《生活日报》,请黄先生在日报两字之上,另写两个同样的字,他写来写去不像,还是靠有艺术蠢才的伯昕先生依样仿着写出。

生活书店的前身--生活周刊社--便这样在距今十四年前简简单单地呱呱堕地了。

2

空手起家的《生活》周刊

生活书店的前身--《生活》周刊--可以说是空手起家的。这当然不是说毫无凭藉,无中生有,例如创办的时候,虽只有主笔王志莘先生有数十元的薪水,其余的像徐先生和我只是帮忙,但是我们都是中华职教社的职员,所以也可以说《生活》周刊是揩着职教社的一部分的油起家的。可是它是苦出生,并没有必定的资金开头,却是事实,所以说它是空手起家,也未尝完全没有理由。

王志莘先生在美国学的是银行学,所以他主编了一年,就脱离去做银内行去了。我掮的是编辑股主任的名义,所以他走了之后,这副担子就抛在我的肩上。这个“弃儿”在第一年中并看不出它有什么大的前程,因为职业教育和职业领导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并不怎样个别化大众化,订户当然说不到,报贩也不起劲。有一次遇着体育场开运动会,由一位茶博士带了一大堆立在门口分送,--在当时是不敢想到卖得出的。印的数量虽有一千余份,最大部都只是分赠给职教社的社员。谁想得到在中国文化界受到千百万读者欢送的“生活书店”,它是在这样惨淡的情景中成长起来的!

我应该诚实说,我自己在当时也没有看出这个“弃儿”有什么弘远的前途,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忽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怜的“弃儿”,我义不容辞地把它收容下来!可是我既把它收留了下来,却也不忍薄待它,下次我将要告诉诸位它是怎样生活起来的。

《生活》周刊

3

光杆编辑《生活》周刊

既是空手起家,它的编辑只配做光杆编辑,是一种很合于逻辑的景象。职教社的几位先生,原来是可以帮忙写点文章的,但是因为他们各忙于原有的职务,所以缓缓地少起来,要向外征文吗?一文钱稿费没有,刊物的销路又很小,都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。结果往往全期的文章,长是非短的,庄的谐的,都由光杆编辑包办,并不是他欢乐这样做,却是因为出于万不得已。但是这光杆编辑不干则已,既然干了,却不愿消极,却不愿自怨自艾,存着不兴奋或拆烂污的心理。

他模拟了孙悟空先生摇身一变的花招,取了十来个不同的笔名,每个笔名派它一个特殊的任务。例如一个叫因公,专做阐扬三民主义及中山先生遗教的文章,对“总理遗教”下一番研讨功夫是他的义务。有一个叫心水,他的任务是摆出道学的面貌,专做素养的文章。有一个叫落霞,他的任务是译述世界名人传记或轶事。有一个叫孤峰,有一个叫秋月,有一个叫……分任各种各类的短篇文字。

这样一来,在光杆编辑主持下的这个“编辑部”,仿佛人材济济,应有尽有!仅仅有了许多笔名是不会凭空出产出文章的,那时没有听到什么“材料室”的名词,补救的措施是光杆编辑采用了“跑街”政策,常常到上海的棋盘街和四川路一带跑,在那一带的中西书店里东奔西窜,东翻西阅,应用现成的“资料室”,有些西文杂志真实 未审太贵,只得看后记个大略,请脑袋偏劳,有的也酌量买一点。奔回“编辑部”后,便怪头怪脑地调配各位“编辑”的工作!

4

四毛钱一千字的特约撰述

上次所谈的“光杆编辑部”,做文章绝对没有稿费,那是不消说的。但是穷光蛋的野心却不小,想到颇有敦聘特约撰述的必要,我们敦聘到的第一位特约撰述是毕云程先生。既是特约撰述,照理当该致送薄酬,藉表谢意,于是经过再三稳重的考虑,每千字敬送名符其薄的稿费四毛钱!毕先生热心之至,每次得到“灵感”,写好一篇大作之后,就亲身乘着黄包车送来,交往车费恐怕总是超越全篇稿费,可是他却乐此不倦,一则因为他很敬佩我们的苦中乐干的精神,二则因为《生活》周刊的读者群已在扩展,他的卓识有许多人看到。

可怜的“弃儿”已渐露头角了,不到二年,销数由二千余份突增到二万份以上,胆子越弄越大,不但有了海内的特约撰述,而且有了国外的特约的通讯,最初两位是在日本的徐玉文女士,和在美国的李公朴先生。徐女士文笔顺洁婉达,几乎可以一字不改,李先生写得多而杂,但略经删除修饰,亦斐然可观。他们两位有个共同的长处,就是写得非常的勤,源源一直地来,同时间杆编辑和他们也常常有亲密的通讯,深深地感激他们,热闹地激励他们。当时国外的通讯稿费是每千字大洋一只,这也算薄得可以了,可是在“光杆编辑部”已是出了满身大汗,不能设想有再高的酬报了!

越弄越有劲儿,不但由国内四毛钱的特约撰述,发展到国外一只洋的特约通讯,而且还有漫画!由徐伯昕先生笔名吟秋的“免费”漫画到倪?贤先生五毛钱的特约漫画,可算是包罗万象了!

1933年7月韬奋出国时与毕云程等合影(左起:毕云程、邹恩泳、韬奋)

5

光杆编辑兼光杆书记

《生活》周刊慢慢“繁华”之后,最感到得明显的象征是读者来信也匆匆地增多。当时,“生活周刊社”是中华职业教导社的一个从属机关,总的义务在名义上皆由职教社的副主任杨卫玉先生担当,但是因为他原有的事情已经够忙,所以所谓“生活周刊社”的内部事情,在实际上最初就只是两个半的同事干着。除光杆编辑算一个外,还有一个是徐伯昕先生,还有半个是孙梦旦先生(他有一局部时间还兼任职教社的事情)。读者的函件多了,光杆编辑不得不兼任光杆书记,自己拆信,自己看信,自己起草复信,自己抄写复信(因要存稿)。忙得不可开交,但也乐得不可开交。

因为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,尽自己的心力,替读者解决或切磋种种问题。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,与读者的酸甜苦辣,甜酸苦辣,打成一片。当然,光杆编辑不是万能,遇有必要的时候,还须代为求教专家,拿笔之外,还须跑腿,讲到读者来信的内容,真是不拘一格,无所不有,有的因为夫人肚子大了,再三细问那一个产科医生好,这还轻易服务;有的因为肚子大了要打胎,那就负不起那样大的法律上的责任了。有一次我写了三千余字的一封复信,压服了一个做未婚夫而万端多疑的青年,终于成全了他们一对快活的小夫妻,他们于快慰之余写信来说要把《生活》周刊作为他们快乐家庭的永远读物。

有许多事,编辑当然有严守机密的责任。这种对读者的尽心竭智的服务是“生活精神”的一个重要因素,是生活书店最重要的基础。此时只是萌芽,至于后来怎样扩大起来,且听下回分解。

6

生活与服务

服务是“生活精神”最重要的因素,也可说是“生活书店”的奠基石,它在《生活》周刊时代就已萌芽了。最初的表示是尽心极力回答宽大读者的来信,当时我们答复的热忱不逊于写情书,一点不肯马虎,鞠躬尽瘁,写而后已!最盛的时候,有四位同事专门担任拆信与抄信的事情。读者和我们真做成了好朋友,不但大大小小的事要和我们商量,在海外的侨胞和在内地的同胞,还时常寄钱来托我们买货色,买鞋子,买衣料,都在“责无旁贷”之列,这当然须要跑腿,抉择,包寄,买得不非常对还要包换:麻烦虽是麻烦,但是寥寥几个同事却没有涓滴焦躁或不愉快的意识,简直跑得愉快,麻烦得高兴!

他们为什么不信托别人而却那样信托我们呢?这是本刊在读者中所树立的信赖心。所代买的东西之中,书报占最大部分,其初我们只是由同事兼带照顾,后来愈来愈多,兼带不了,于是才于民国十九年设立“书报代办部”,对读者还是纯尽责任,不过与同行立有合同,用特别批发折扣的一些收入作该部一部门的开销。最初主持书报代理部的是严长衍同事。这“书报代办部”是附属于“生活周刊社”的,它可算是“生活书店”的胚胎。最可留神的是它的发生完全是“服务”做它的产妇,服务成为“生活精神”的最重要的因素,这不是凭着口说说的,是的确有着它的可可贵的历史。

“生活书店”的发达,当然有许多主观和客观的条件,但是服务精神,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,在千百万读者挚友心田中播下的种子,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,这是我们所不能否定的,这是我们所应永远记取,发挥光大的。

7

《生活》周刊的发展

竭忠尽智的服务精神,是“生活精力”的一个无比主要的因素。它的萌芽,在上次已经谈到。这种服务是跟着《生活》周刊的发展而发展的。但在持续叙述这种服务的发展情况以前,不得不回转来先谈谈《生活》周刊的发展。

《生活》周刊是创办于民国十四年十月,我的正式接办是在十五年十月,最初只是一单张,渐渐儿扩展到一张半,至十八年五卷起,才扩大到本子的格式。本子格式可算是《生活》周刊的一个新纪元,在这新纪元以前的三年(自十五年至十八年)间可另成一个时期。《生活》周刊在三年间从二千余份增加到四万余份,它的名誉,一每天隆盛起来,读者群一天天广大起来。在上海办报,普通的说来,在报纸本身是要赚钱的,全靠广告来补充。我们的这个小小周刊幸亏非常节俭,勉强支撑,但是要发展却非另有筹款办法不可,职教社张罗教育经费已经感到焦头烂额,绝对没有余力顾到,独一办法只有“自力更生”!

由一张加到一张半,不是一想就办到的,我和伯昕先生磋商又商量,一方面充实内容,推广销路,一方面努力拉广告,经了良久时光,才把这个欲望实现。要由一张半加到本子格局,不但要增加篇幅,而且还要加上订工,是个更大的难关,更不是一想就办到的,我和伯昕先生商量又商量,一方面更充实内容,更推广销路,一方面更努力拉广告,又经了许久时间,才把这个愿望实现。此中甘苦,饶有趣味,趣味何在,请看下回。

8

第一批同事的增加

《生活》周刊自民国十八年的第五卷起才勉力印本钱子的格式,在本子格式以前是单张的(由一张加到一张半),我把这单张时期称为《生活》周刊的第一个时期。自十五年至十七年,这一年间是由二个半人勉力办着,到十七年的十月,黄宝?女士是加入的第一人。

黄女士的加入可说是颇为偶尔的,因为我向来办事业,策励自己的有一件事,便是不必自己的亲戚,黄女士与我有内亲的关联,原来是不会加入的。但是当时本社还是由职教社副主任杨卫玉先生主持,用人之权是属于他的,所以是由他请进来的,我事先并未参加。那时经济当然非常艰苦,她算是最少人员,每月大洋十八元,膳宿自备。当年十一月,第二位加入的是一位十三四岁的矮胖胖怪硬朗的小弟弟,名叫陈凤芳,就是现在得力干部之一的陈其襄同事。他的来源颇有趣。《生活》周刊随处都遇着好朋友,他的叔父做邮差,常常为我们送递邮信,是我们的读者,也成了我们的朋友。他说有个侄子很好,约来一见,大家同意,成了本店训练生的开山开山祖师!

这时,原来的半个人也成为一个人,我们一共有了五位同事。拥挤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四四二号的一个过街楼上一个小房间里,挤挤(不是济济)一堂,怪热烈似的。除五位同事外,还有二个社工,是职教社的社工兼做帮帮忙的。

当时还有一位朋友非常热心辅助我们,现在也是我们的得力干部之一,那就是当时尚在交通印刷所中任事的陈锡麟,就是现在的陈雪岭同事。当时因为《生活》周刊的销数很大,我们是交通印刷所的一个重要的主顾。雪岭当时还是一个小弟弟,对我们的事业非常真诚,我对排样及校订非常疙瘩,一错误就要亲往印刷所办交涉,他对我们的事情异常热心召唤,恳切可感,我心里已把他当为我们自己的一位同事看。

9

怎样扩充起来

我上次同诸位谈及《生活》周刊第一个时期中(自民国十四年至十八年)第一批同事的增加。第二个时代是自民国十八年由单张裁减到本子的时候。《生活》周刊改为本子之后,内容更空虚,销数突增至八万份,随即增至十二万份,后来竟增至十五万份以上,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,所以就本店的事业说,能够算是划一新时期。

扩充要有钱,也就是现在大家所常谈起的所谓资金。可是当时我们两手空空,怎么扩充起来呢?很多读者写信来请求改成本子,我们向来长短常器重读者看法的,我和伯昕先生下决心改成本子,但是钱这东西却不是可由我们下一信心就能得手的。伯昕先生经常在算盘上打来打去,我常常和他商量又商量,我们的“决定”是只有自己设法的一条路走(当时“白手起家”这个名词还未时兴)。一面推广销路,一面设法大拉广告。

伯昕先生天天夹着一个玄色皮包,里面藏着不少宣传的印刷品(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),他不但有十二万分的热诚,而且还有一副艺术家的本事,把宣传资料做得怪漂亮,怪动听,东奔西跑,到各行家去用着“苏张之舌”,尽游说鼓动的能事,真是“上天不负苦心人”,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。我们看到没有一家报上不登“韦廉氏医生”的红色补丸,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补品东西,我们也转着它的动机,想向他们拉一个广告来“补”一下!这是洋人办的卖药公司,因为我理解几句洋话,于是由我出马,跑到江西路那家“洋行”里去闯它一下。事情固然成功,经过却颇费周折,详情如何,又要请诸位且听下回分解。

10

拉洋广告

我上次许可诸位,要继续谈一谈拉洋广告的事情。诸位如有人看过拙着《阅历》,兴许记得申报经理张竹平先生在我刚从学校出来之后,很有意要把我练成一个英文广告员,也就是要去拉英文广告,因此他曾经把一些窍门告诉了我。第一是要不怕难为情,第二是要不怕麻烦,第三……甚至说拉广告时要有不怕被人赶出来的决心!我这次出马往韦廉氏去替《生活》周刊拉广告,虽未筹备被人赶出来还赖在那里,但却预先存有不怕难为情,不怕麻烦的立场去。

该行的总经理听我噜?唆苏阐明了一大顿后,他叫一个中国买办来问一下,你想他说什么,我暗中真想打他一个耳光,他说这个报销路虽好,但是一个小报(洋话叫做蚊虫报)!他这样拖一句,简直损坏了我的好事。他滚出之后,我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位洋经理说回来,由他先容一位洋人经理接下去谈详细前提。商人讲价格是要不怕麻烦的,我由于得到他们总经理的允登,更勇敢地跟他们这位洋经理作胶着战,首尾去了二小时,竟然把洋合同订好!每期登全页四分之一的“大”广告!

我走出这家洋行的时候,正落着滂沱大雨,大得与众不同,但是我边走边对本人失笑:拉到了大广告,真不在乎什么大雨!我出了大门,跨上了一辆黄包车,不料那辆黄包车的篷布褴褛不堪,淋得我满身透湿,从头发酣畅淋漓到脚底,可是我跳进咱们那个小小过街楼时,笑嘻嘻地告知徐先生说:“洋广告拉到了!”

11

大拉广告与自食其力

我上次谈起拉洋广告的事情,虽是在胚胎中的本店的艰苦斗争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插话,不外这只是偶尔的一件事,真正为我们大拉广告的还是伯昕先生。现在有些外人不清楚本店历史的--尤其是奋斗史--,往往把寻常的商店必需相称资金才开起来的事实,来对我们作分歧理的猜忌,实在我们的发展确实是靠我们的“自给自足”,这当然是靠全部同人的努力,但在筚路蓝缕,基本更为单薄的时期,伯昕先生目不转睛,为本店努力开源的艰苦,切实值得我们永恒的敬念。

他当时替薄薄的一本《生涯》周刊所拉的广告,每期所登在五六十家以上,而且像煞有介事,限度十分的严,略有迹近妨害道德的广告不登,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,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,迹近狡黠医生的广告不登,有国货代用品的本国货广告不登,这样不登,那样不登,豪博娱乐,然而一方面因为销数的增添,一方面因为伯昕先生的手腕高超,广告依然大大地发达起来,引起上海全部广告界的震惊。

在上海报界做广告业务的,往往最初替报馆工作,等到发达,总是宣布独立自办广告公司,大发其财。我曾在上海几家报馆里做过事,亲见有几个广告界“大亨”,都是这样出身,因为广告的“康蜜花”其实是再“甜美”不过了,而且广告界做生意,往往讲交情(即对拉广告者),不重视机关,这也是给个人发财的一个勉励,所以广告做熟了,做得发财了,总是要撇开公众而走上个人藉此发财的途径。但是伯昕先生始终没有丝毫替他自己打算,始终丝毫归公,使本店在奠定最初的基础上得到一个有力的臂助,这在本店的功劳,是永远不朽的。大拉广告的妙用还不止此,请待下次补充。

12

广告的广大接洽

拉广告好像是一件很简略的事情,其效用好像也很简单,多拉几家广告,好像只是替本店胚胎时期多收入几个钱就完了。其实不然,因为伯昕先生的风格,即在拉广告之中,也替本店广结善缘,替本店创造了无穷的同情和友情!

他完整用服务的精神,为登广告的人家设计,我从前已经说过,他是存在相当的艺术涵养的,独出机杼替登广告的人家作任务设计,做得人家看了称心如意,钦佩之至。不但把它登在我们的刊物上,而且在别处的广告(登在各日报上的广告)也用着同样的底稿,每次老是急切地等待着我们的设计。因而我们的广告多一家,便似乎多结交一位朋友,他们对我们的服务精神,都得到非常深入的印象,在素日诚然继承不断地登着长期的广告,遇着要出特号,需要增加广告的时候,只有伯昕先生夹着一个大皮包,在各处巡回奔驰一番,便“满载而归”。

在那个时候,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异样软弱的,要请一位同事设计广告,是相对不堪设想的事情,幸好有了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,简直“出将入相”,出门可以到处奔忙拉广告,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,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绘声绘色的解释!他假如只为着自己个人盘算,撇开我们这个艰苦的岗位去替自己开个广告公司,至少他是一个小小的财主了,但是他的满腔血汗都浇灌到本店的经济基础上面去;为了群体的文化事业,忘却了他自己的所有要求。但是我们如果放大目光,为国度民族的文化着想,为一个文化机关扶植基础,比个人胜利一个财主,两相比拟,其奉献于社会乃至人类孰大,却毋庸我们说明罢了可?然的。

13

赚钱干什么?

要把单张的《生活》周刊改成本子,要有钱;要发展事业,要有钱;要增加同事以分任过忙的工作,也要钱,所以我们每天想赚钱,大拉广告也是赚钱之一道。

赚钱干什么?全是为着事业。我当时和伯昕先生憨头憨脑地破下一个宿愿,就是把所有赚来的钱,统统用到事业上面去。多次增长篇幅,出特刊,一个钱的价钱不加。刊物内容要有出色,稿费大加特加,最初八毛钱一千字的稿费,后因由一元,二元,三元,四元,五元,六元,七元,八元,乃至十元!(较多的是海外寄来的通信,因为洋面包特殊贵,非重费难得好稿。)

在当时,全国刊物中所送稿费最大的是推《生活》周刊了。这种种开销的钱从那里来的呢?都是我们从营业上赚来的。我们拼命赚钱,拼命用钱,但是赚钱却坚守着公道合法的道路,决不赚“不义之财”,例如拉广告是赚钱之一道,但是登广告的条件却非常严厉,(这在以前已说及)不肯为着老孔(指阿堵物,勿误解!)而有丝毫的姑息。用钱也不是浪用度,却是很当真地用到事业上面去。

说到这一点,我们不得不对中华职教社的几位先辈先生--黄江杨三位先生--致最高尚的敬礼,在民国二十二年以前,生活周刊还未独立以前,还是附属于职教社的;当时虽已会计独立,但在事实上还是归职教社治理的。职教社是靠捐款办职业教育的,经济原不富余,而且是常在拮据之中,可是他们看重这一部分的事业,素来没有把我们所赚的钱移道别用,却放任我们把所赚的钱完全用到自身事业上去。

14

第二批的老同事

我曾经说过,民国十四年至十八年的四年间,可以说是《生活》周刊社的第一个时期,到民国十八年《生活》周刊由单张改成单本的时候起,可以说是《生活》周刊社的第二个时期的开始,因为从那时起,《生活》周刊的销数突增至每期十二万份以上,一切都随着有了长足的提高。在这样的基础之上,民国十九年附设了一个“书报代办部”,严长衍同事就是专被请来主持这件事的,因为这方面业务逐步扩大,人手太不够了,伯昕先生早就常常说起非添一个同事不可,他在跑广告及在外面与同业联系业务的时候,就时常留心相当的人材,未几便把严长衍请来了,他对于书业是富有教训的,我们得到这样一位同事襄助,真是欢欣鼓舞。

到了民国二十年,寒松同事也来加入我们的事业了。现在大家喜称他为“老艾”,“老艾”和我们的事业产生关系的缘起,追忆起来也是怪有趣的。他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读者,他在复旦大学刚毕业的时候,以读者的姿势写一封长信给我:讨论当时所觉得的对于青年和国是的问题。我看了感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,赶快复一封信寄到复旦大学去请他面谈,可是被邮局退回,说并无此人。他在那封信里怪作剧,署的不是真名却是何某某(后两字我记不起来了),我当时认为真名,遇着复旦大学来的朋友就探听何某某,都说不知道。我虽常常想起他,但以为他已不在世间!

我后来把他的那封信略加删改之后,并略加附语,登在《生活》周刊上。据他后来告诉我说,他有一天在马路上和多少位友人正在大兜圈子,偶在报摊上看到,知道我要看他,便飞跑地来看我。看后情形如何,留在下次再谈。

15

请不起三十元一月的总务主任

我在上次谈起寒松是于民国二十年加入我们这一群的。但是这件事却不很简单,《生活》周刊在民国十八年由单张改成单本之后,豪博娱乐,虽已踏上了更向前发展的第二个时期,羽毛似乎较前略丰了,但是仍旧是很窘苦的。我们当时虽很想正式请老艾加入,可是经济力气不够,还是力不从心。这并不是因为老艾在物资上提出了什么高的要求,一点没有,因为他是完全以热烈的同情心来想加入共同努力的。他当时也只要要三十元一月的生活费就够了,可是说来愧疚,我们再三斟酌,根据当时“总的经济”,还是无奈决定。

于无办法之中想出一个办法,我和他约定每期由他替《生活》周刊写一篇关于青年修养的文章,把稿费凑成三十元左右,同时在办公室里加一张办公桌,请他来办公!这似乎太难为了他,但是他并不计较,很诚恳地替我们努力。他原号涤尘,在第一篇文章上叫我替他取个笔名,我就随便代取寒松两个字,这就是寒松之由来。他又很虚心,有时我认为他的文章需要重写,他就重写,三写他就三写!以这样微薄的待遇,在工作上又这样奢求,而老艾总是诚诚恳恳地赞助我们,这真不愧是一颗“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的“寒松”了!

我们当时本想请他担任在我们算是破天荒的总务主任(以前没有),但是月送三十只大洋,还要以稿费弥补,还要说什么主任不主任,着实说不出口,所以并没有对他说出什么名义,他也不知道什么名义,只是热心帮我们工作就是了。我还记得我们寥寥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斗室间里开什么“业务会议”,围坐在一个极小圆桌的四周,真做到了“促膝”的水平,在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两目炯炯光着头的老艾,一腔热诚在他怪慢的一字一句都下侧重音的话语里表现出来。

…………

21

长足的发展

我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间出国,但是本店在我出国后,由于诸位同事的努力,在我出国后的第二年间,岂但不衰败,而且有着长足的发展。伯昕先生的辛苦支持,劳怨不辞;诸共事的和衷共济,踊跃工作,愈之先生的热情援助,谋划周详,以及云程仲实诸先生的参加独特尽力,为本店发展史上造成最残暴的一页。

试举其荦荦大端: (一) 杂志品种大增,有《文学》,《世界常识》,《妇女生活》,《太白》,《译文》,《生活教育》等等,都是盛行一时,万人争诵,杂志订户亦随着突飞猛进。(二) 本版书大增加,我们最初是以经售外版书为大批,这时自己也有了编印本版书的规划。(三) 邮购户大增。(四) 创制全国出版物结合广告,开创十大银行免费汇款,以便读者订购书报。(五) 同事人数由二十人左右突增至六七十人。(六) 租赁四马路店址,并在该屋三楼之上自建四楼。

《生活》周刊虽因文字获罪而停办,但由杜重远先生接下去创办《新生》周刊,由寒松先生相助,内容精彩,风行国内外,成为一支锐不可当的新力量。旁边虽因文字触怒了日本匪徒,可怜夭折,豪博娱乐,但是由此更裸露了日寇对中国的横蛮,引起了全中国的爱国同胞的气愤,引起了全世界同情中国人士的正义感,实为我国后来神圣抗战奠下了一块基石。

我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间回国,我下船后第一件事是眼眶里含着热泪奔往狱里去慰劳杜先生,随后跑到四马路本店里,和每一位同事亲热的握手,出国时只有十几位同事,回国时竟看到六七十位同事,握手就握了不少时候!我在那短短的半天里,真是百感交集!

1937年在狱中浏览写作的韬奋

22

惊风骇浪中迈进

我回国后,又请到文坛大将金仲华先生加入本店,是本店的一大幸事。但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犯暴行,已日逼日紧,全国的爱国怒潮正在日趋磅礴之中。这是当时整个中国的危殆局面,但是在本店的小范畴内也有一件万分焦急的事,就是伯昕先生因劳苦适度,肺病甚危,我奔到他家里去看他的时候,他已不能举动,上气不接下气的剧烈地喘着,那真是不得了!

他在这样危急的情形中,还朝思暮想店事,还不肯摈弃一切去养病。我竭力劝他临时往莫干山静养,他保持不肯。我想除了强迫履行外,没有其余方法,特请张铭宝先生(雪岭同事的老兄,原在交通印制所任事,此时在两路局任事,也是本店的一位热心老友)代为安排一切,第二日把伯昕先生“押解”上山!逼迫养到年底,他居然完全恢复了健康。这个小波澜总算平稳度过了。

但是大波涛却在继续增高中。为着推动救国活动,在这时期,我们办了每期销数目多时达二十万份的《民众生活》,承办了促玉成国团结一致对外的《生活日报》。二十六年“八一三”神圣抗战暴发,本店为着努力抗战文明起见,许多同事不得不分配到内地各重要据点去工作。我们因限于资金,各位同事只是以数百元作为一个新据点的创办费,号称经理,实同士兵,在没有旅馆可住的处所,初到时往往即在码头上露宿一宵!有一次有位“经理”因船挤被挤下水,幸亏得救。

《大众生活》

这种痛楚的生活,只有我们同人自己晓得的。即在上海将疏散到内地去的时候,打算已定,而盘费无着。(一时不现款)仍是常设靠伯昕先生想法做了一笔纸生意,出于意本地赚了三千块钱,才把这个困难委曲解决。我们这样艰难发明的事业,还有人怀疑我们的“经济起源”,冤乎不冤!

如有天理,本店是应该永远存在的,本店史话当然非目前所能终了,但是抗战开端当前的情形,为时较近,知道的多,不用就说,至于未来永续不断的店史,却有待于可畏的后生,区区谈到这里,要同诸君离别了。

二十九,四,十七晚,十时。

文章选自《生活与我》

邹韬奋着;聂震宁选编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5月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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